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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黄飞鸿:平民武师何以成为一代宗师(转)

关德兴饰演的黄飞鸿

在1956年的香港报纸上,有一篇名为《“黄飞鸿”也受罚》的文章,这样写道:

本校对面的空地……同学们乘机用它来作擂台,每逢小息时,三五成群在那里大显身手,争当“黄飞鸿”……今天有几位同学打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被老师看见了……一番痛骂后,还要留堂。可怜的“黄飞鸿”,也要被老师处罚呢!

可见,在当时的香港,随着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大卖,“黄飞鸿”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香港电影中对黄飞鸿形象的演绎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黄飞鸿虽都是武林高手,但无论其外形、气质、个人性格、谈吐举止等都有着较大的差异。第一个时期为上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这是香港电影史上演绎黄飞鸿形象最多的时期,共有75部以黄飞鸿为主角的影片问世,全部为粤语武侠片,而且主创人员较为固定,基本都是关德兴出演、胡鹏执导。最初的几部影片,塑造黄飞鸿性格时较多保留了民间传说中市井草莽气。如在《黄飞鸿传之鞭风灭烛》、《黄飞鸿血战流花桥》等片中,有着这样的情节:其徒弟梁宽到妓院****,与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此举并未受到师傅的任何责备,反而黄飞鸿本人在影片中一直保持着风流本色;梁宽和对手互致对方于非命后,黄飞鸿为替徒儿报仇,竟然向仇人遗孀要求开棺毁尸。这种渗透着民间任侠野性的形象,与后来黄飞鸿隐忍的儒侠形象,显然相去甚远。

黄飞鸿的民间野性形象在昙花一现后便销声匿迹,在1950年代后半期的黄飞鸿系列中,黄飞鸿渐渐变为儒侠君子。慈父、严师、老成持重是这一时期黄飞鸿的性格基调。

70年代,黄飞鸿系列武侠片经历了一个低潮,第一个时期的黄飞鸿形象也被永久定格。70年代中期开始,黄飞鸿系列重出江湖,成龙等人重新演绎了黄飞鸿。这类影片描绘的是青年黄飞鸿,将青年的冲动和不羁刻画在了黄飞鸿身上,引起新一代观众的认同,也赋予了黄飞鸿这一形象以新的生命力。

成龙饰演的黄飞鸿,着重描绘了少年黄飞鸿那种叛逆不羁的性格

90年代开始,徐克导演、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开启了黄飞鸿形象的第三个时期,这也是一般的大陆观众最为熟悉的黄飞鸿形象。与前两个阶段典型的中式审美和叙事相比,第三个阶段的黄飞鸿电影明显借鉴了西方英雄电影中英雄配美女的人物设置。在故事设定上,影片大多以清末的乱世为背景,较多展现中国受西方列强及日本的欺凌、官员们的不作为和倒行逆施、一般百姓的冷漠和市侩,这就赋予这一时期的黄飞鸿以更多的家国情怀。

《黄飞鸿:男儿当自强》中,黄飞鸿和孙中山惺惺相惜

正是在上述三个阶段一百多部影片的塑造之下,黄飞鸿从一位生前默默无闻的武师,变为了海内外一代代华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宗师。

冷战、乡愁、民族主义:层累地造成“黄飞鸿”

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写道:“历史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集体记忆,总是在被不断地改写……而作为凭借记忆和口口相传的东西,更容易被不断地重新解构又重组,以符合传承者的需要。”黄飞鸿的形象变迁,同样是一部“层累地造成史”。

中国民间对武侠题材的作品素来推崇。然而,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都是旧社会的封建毒草,武林门派和“反动会道门”之间,也有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这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十分不利。于是,内地的武术组织被取缔,武侠小说和电影也均在查封之列。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武侠同样不感冒,鉴于武侠小说作家和武侠电影编剧大多留在了内地和香港,如果任其传入台湾,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当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因此武侠题材的出版和拍摄在台湾也被严格控制。中国大陆和台湾出于冷战思维的考虑禁绝了武侠,但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却对武侠题材有着旺盛的需求。人民需要偶像,而香港则聚集了从内地而来的旧上海的诸多电影人才,在这一背景之下,香港武侠电影诞生了,而“黄飞鸿”系列,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早期黄飞鸿系列电影的诞生,除了冷战的大背景之外,还渗透着身在香港的老广对广州的乡愁。

1951年,中港边界关闭,在香港的广东人再也无法回到故乡,很多家庭从此天各一方。第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对广州的执着,仅在片名上就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到1968年《黄飞鸿威震五羊城》为止的67部黄飞鸿电影中,直接出现广州地名的就有15部。早期黄飞鸿系列电影对广州人文、地理和普通民众生活习俗有着不厌其烦的精确再现:叉烧包、早茶、舞狮表演,伙计肩搭毛巾、手提大水壶穿梭于茶客之间。有剧评家说,早期的黄飞鸿电影,是“一群广东移民拍给广东移民看的”,其中“丰富的广州府细节,帮助他们缅怀那个失落了的世界———广州”。而在第二期的黄飞鸿电影中,随着香港和内地常年的隔绝,以及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上升,黄飞鸿行侠仗义的地点已经不再重要,电影中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越来越少,“广州”开始变成一个被借用的符号。

等到1991年徐克版的黄飞鸿上映时,回归临近,香港人又一次开始思索自己的身份认同。徐克版的《黄飞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香港人的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一种思考。在演员的选择上,徐克选择了北京人李连杰而非广东籍演员来饰演黄飞鸿,同时离开了此前所有黄飞鸿电影的故事发生地广州城,转到佛山,并自称“佛山黄飞鸿”。实际上,黄飞鸿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在佛山定居过。这一设定无疑将黄飞鸿从其原有的土壤中剥离出来,这时的黄飞鸿,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已经“由广东乡镇武师,蜕变为清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中国何去何从上下求索的民族英雄……一方面站稳民族立场反抗洋人欺侮并发扬国粹,另一方面反省自己的落后及民族劣根性,虚心吸取西洋文化的优点”。

正如“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年龄,不同时期黄飞鸿电影的观众们,对黄飞鸿的想象和理解也一定是不同的。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也一定不是僵化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而被不断地重塑。在“制造”黄飞鸿的进程中,朱愚斋之于黄飞鸿,犹如保罗之于耶稣,亦或是柏拉图之于苏格拉底。朱愚斋创造出来的黄飞鸿,在冷战、乡愁和民族主义的裹挟下,经历了一次次的解构和重构,在六十余年的时光里,为我们留下了100多部黄飞鸿系列电影以及变化多端的人物形象,最终将一介无名武师,变为全体华人心目中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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