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人全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到底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向楚奎扫了众位军官一眼，见他们谁也不说话，便板着脸训斥道：“你们不说，那我就来说说好了，这么缜密的行动出了问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友松，你是主管情报的，你说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说罢，便看向了杭州站情报组组长郑友松。
杭州站的政治关系很微妙，我们都知道，常校长在用人方面有两个优先，一个是黄埔学生优先，因为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黄埔的学生都是他的子弟，关系自然是近了一层。
第二个就是浙江人优先，原因自然是因为民国领袖常校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很喜欢在自己的同乡中发掘和培养人才。
其实这也不是常校长的专利，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场就只注重两层关系，第一层是师生，第二层就是乡党。人性是复杂的，不管多么伟大的人都不敢轻易相信陌生人，尤其是中国人在办什么事的时候都是先想着去找熟人。
在官场这个大熔炉里，能和你成为熟人的只有两类人那就是师生和乡党，其他的人可以归为陌生人行列，而师生这层关系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拉起来的，再加上人数往往有限，所以中国的历代领袖其实都有重用乡党的习惯，远的如刘邦，他的团队的核心就是沛县的老兄弟们。
还有刘秀，他的班底就是他的乡党南阳集团，诸如此类的还有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关陇集团，朱元璋的淮西集团，曾国藩的湖南集团，李鸿章的安徽集团等等。就连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其实也有重用乡党的习惯。
在孙中山死后，他的集团内部能有实力接班的三个大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都是广东人，汪精卫的祖籍虽然是浙江，但他生于广东长于广东，算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孙中山先生也是很重视乡党的，当时我们的常校长在接班的位次上根本排不上号，但是架不住人家后来居上，将这三个人都击败了，一跃成为民国政坛的最大黑马。
据说当年常校长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因为不是广东人备受排挤，后来一怒之下索性以探望母亲为由辞职回了家，若不是后来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围困在永丰军舰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急调常校长来帮忙，估计就没有后来叱咤风云的常校长了。
所以常校长在上位之后，也大力扶植自己的乡党，像他的亲信陈诚，戴笠都是浙江人，但是由于孙中山打下的班底，广东人在国民政府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屡屡跟老蒋唱反调的民国二号人物汪精卫。
此外，一部分广东人看清形势，主动投靠了常校长，比如与戴笠威望相当的特务头子郑介民。
所以，常校长在用人行政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这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他骨子里肯定还是重视浙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