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当天就有些不顺利，雨下的整个医院都阴沉沉的，手术前两天医生就宣读了一大堆告知，注意事项繁多，简直不亚于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合同。
手术从午饭后一直持续到晚上五点，中间医生告知弗利发生麻醉事故，需要做气管切开，这种情况根本由不得弗利选择和犹豫。
这根本不是询问，是告知，作为家人这时候能做什么？难道说不行？你们不准切开我母亲的气管，你们想别的办法。
父亲依旧一言不发，好像里面躺着的是别人的妻子一般。他那副模样像极了老弗利，他那被战争折磨而僵硬的脸。父亲长得越来越像他，简直一模一样。
这就是母亲憎恨自己的原因吗？认为如果当初不选择手术，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可即使是贝鲁斯也说后来的呼吸困难与手术中的气管切开并没有直接联系，更多的是很多病人心理上认为自己的呼吸因为气管被切开过就会受到影响。
“这种心理影响是非常常见和明显的。”医生无奈表示，“就手术而言除了发生这点意外，其他方面都是成功的。”
“不可能，我要告这家医院。去打科里森的电话，我要起诉这家医院。”母亲生气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是一个病人，简直一个要奔赴战场的女战士。
“我不会让你起诉医院的，医生完全按照流程操作，并且你最后什么事都没有，上诉也不会赢的，何况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是个病人啊。”弗利一劝再劝。在他回到洛杉矶后不久，母亲就在电话里兴高采烈的告诉他科里森说完全有机会获得赔偿——保险之外的。
那种语气好像就是谴责弗利一无是处，什么都做不对，什么也做不好，甚至比不上一个非亲非故的律师，弗利坚信母亲对外人的信任远远超过自己。
弗利把检查报告存进数据器加密栏中，打算永远都不再打开。随便她去闹吧，父亲还活着，这事他都不管我又何苦担惊受怕还被嘲笑。
也就是那个周末他去了海边的聚会，认识了莎梅尔。那天他觉得心情很好，至少比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看医生拖动图片告诉自己这个黑色区域表示有肿瘤占位，这个蓝色代表血流状态，这里的黄色代表......
在不断重复这个让他感到胃被捏住一般的场景几千次后，他已经不再为想起这些事情就心神不安了，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甚至开始正常的周末社交。
“没发现什么好吃的，也许你也喜欢这种玉米片。”
“当然，这里没人不喜欢。”莎梅尔坐到他旁边的空位上。
“冰啤酒？”弗利把酒杯递给她。
“好的，谢谢。”
“你看上去不像加州人。”弗利寒暄道。
“加州人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觉得这里人更乐观。”弗利抬头把啤酒一饮而尽。
莎梅尔露出体谅的微笑，她好像明白弗利想表达的意思并不是乐观，而是相反的心情。
“去海边走走吧，会更像加州人，对了，你说的没错，我在纽约长大。”